中新社秦皇岛6月29日电 题：“数字长城”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中新社记者 牛琳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所聚焦的关键领域之一。

　　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它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数字长城》著者、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数字长城”内涵及其对人类文化遗产实现“永续保存”的探索。

视频：【东西问】赵琛：“数字长城”怎样实现“万里长城永不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数字长城”？“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为何说“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赵琛：“数字长城”是把中国历朝历代长城完全数字化的一项工程。它包含三部分：长城本体的数字化、长城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长城艺术的数字化。

航拍赵琛(左二)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一是长城本体的数字化。就长城本体而言，目前留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其他大部分长城仅存遗址，或濒临消失，“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二是长城文献的数字化。关于长城文献，纸质层面的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已失散，能看到的基本是散落在各县县志里的文献记载。此外，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也需要记录下来。还有出土文物层面，在长城遗址沿线考古发现的汉简、帛书以及兵器、生产生活工具，都属于长城文献的数字化。

　　三是长城艺术的数字化。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长城的诗歌、绘画很多，敦煌壁画里也有长城，还有长城沿线的民谣、诗歌等，现在都需要大量采集，工程巨大。

　　这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数字长城”工程早晚要做，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万里长城“一里”的开端。

　　具体到操作层面，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数字化？长城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用扫描仪、无人机把长城从内到外地扫描，那样采集来的只是数据。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长城的数字化也绝不仅仅是长城墙体的数字化。修长城核心是人，做数字化时常常忽略人的行为问题。除长城本体的复原，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戍守长城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正努力在做。

赵琛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能否介绍一下它？为何说它的面世开启了“数字长城”的新纪元？

　　赵琛：《数字长城》是我们团队30年来跨越17个省区市追寻长城印记的见证，是在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对长城的概念、构成、建筑、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诠释探索的学术成果。

　　《数字长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术视角出发，利用航拍手段记录从周朝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长城资源，涵盖全国各个长城关口的图文资料。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之前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而《数字长城》是一个小小的U盘，这是对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认可。

　　我们研究的长城，很多是未发现、未知的长城，以及被遗忘的长城，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区，很难抵达，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第一步数据信息采集。

　　后期资料的研究分析和总结，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有时一两年才能够去建模型，需要很多跨界人才才能把一个长城遗址完整复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长城复原的样子。

　　我们利用航拍扫描技术、数字全景技术、3D电影技术，对烽燧、戍堡等具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址进行科学复原，实现了长城数字复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几年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已成趋势。单从体量上来说，万里长城远超过其他文化遗产，其数字化短期内无法完成，需要几代人反复研究。

航拍赵琛(左一)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从对“数字长城”的探索实践层面来看，下一步中国长城研究院还计划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琛：制作U盘《数字长城》只是开端，它是开启“数字长城”的一把钥匙。其内容是按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的：时间轴以朝代为时间段落，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空间轴则以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南北、东西两个轴线为扩展。

　　《数字长城》完成了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它只是“数字长城”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建设关于长城的大型数据库，高级阶段则是交互式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把全国重点的开放性的长城关口数字复原完毕。此外，要把重点点段上的长城故事，特别是要把长城上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用影像呈现出来。

　　我们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大型长城数据库的建设。至于高级阶段，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高级阶段想要实现的交互性，不仅是中国人的交互，还是世界性的交互。

赵琛(右)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长城数字化对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它能否为抵御日渐“消失的长城”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赵琛：由于岁月侵蚀，长城每天都在“消失”。长城那么长，我们只能修复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数字化能把现有的长城完整、清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科学复原其历史原貌。

　　“数字长城”和长城的数字化是两个概念。长城数字化只是手段，而“数字长城”是在虚拟空间通过数据库再建一座万里长城，让后人都能看到长城的历史原貌，还有它周边所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有建筑层面，还有人类生产生活层面。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修长城，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密码。而这座史无前例的“数字长城”是永存的，它可以穿越时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

赵琛(左)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除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外，国外也有“长城”资源，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等，它们是否也有数字化的先例？“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赵琛：就长城数字化的时间而言，2000年初欧洲就有很多机构，特别是英国的大学，已开始开展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比中国早七八年。

　　就长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外使用的设备差不多。不同的是，哈德良长城以百里计算，中国长城以万里计算；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只是作为一个建筑、一个文物来研究，中国的“数字长城”包含长城数字化，进行的是民族符号、民族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目标不一样。

　　长城数字化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谁能持续，谁能坚持到底。目前英国哈德良长城也是点段式的数字化，未达到全部数字化的程度。当然，中国长城的数字化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做的是一项引领性工作，打造一个范本，这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而“数字长城”是“万里长城永不老”。我们尝试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真实科学地记录祖先的成就，以此表达对历史、文化、文明的敬畏。它将通过网络传播呈现给世界，告诉世人中国人建设长城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数字长城”保护了东方文明的火种，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也许100年后，所谓的数字化，就跟印刷术一样简单，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它的范围、方式、方法，希望让更多人知晓。(完)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