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刘舒凌)民进党当局日前推出所谓就学服役“3+1”(三年读书，一年当兵)方案，今年9月实施。将一年兵役包裹到大学四年学制之中，这项意在安抚青年的变通安排反而激起台湾社会三重不满。

　　2022年底台湾公布延长兵役至一年的政策，被简称为“3+1”方案的“大学校院学士班学生就学期间服役弹性修业实施指引”是一项重要配套。该方案由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抛出构想，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公布具体指引，意在降低兵役对于役龄男子大学毕业后踏入职场或升学的影响。但是，向青年及家长示好的目的未达成，反而增添教育界、广大民众的忧虑。

　　第一重不满，是大学男生群体的负面回应。

　　台湾大学医学工程学系张姓学生接受台湾电视媒体采访时直言，三年(时间)念完四年的书，太辛苦了，“我自己四年都快念不完”。东吴大学物理系董姓学生反映，假期也要用来学习，不但更累、效果也差。

　　屏东大学兼任副教授诸葛俊则指出，大学第四年一般安排专业实习、毕业作品制作或论文撰写，很多实习企业、机构在此期间择优录用毕业生。“3+1”方案让人才培养荒腔走板，绝对影响台湾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重不满，是教育界忧虑酿成新乱象、损害弱势学子学习权。

　　台湾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将兵役包裹在高教学涯之中，三年要修完规定的128个学分，课程匆忙、易囫囵吞枣。当中，须就读五年的建筑等科系学生、选择双主修的学生，负担更重，可能让男生延后毕业成为校园常态，造成新的高教乱象。

　　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杨颖超提出，当局提供的选择，实际上是引诱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选择“速食”教育，损害其学习权。他强调，大学课程不那么密集，是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探索兴趣；让大学生一路接受“填鸭式”教育，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机会。

　　中华文化之中，教育一向被视为百年大计，视为基石。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学习时间减为三年，颠覆传统上有关大学的理念和想象，兹事体大却没有经过社会讨论就实施，后续冲击难以估量。

　　第三重不满，是新方案以校园学子补充兵源，强化台湾民众对家中子弟将被投入战争前线的深层焦虑。

　　两个月后，新方案即适用于2005年之后出生的役龄男子。面对强烈质疑，官方辩称将尊重自由意愿，非全面强制有服役义务的学生适用。但另一面，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为鼓励学校协助学生服役，提出围绕每一名依此方案服役的学生，将分别补助其所在公立、私立大专院校新台币6万元、12万元；甚至于，相关学生未能如期修完学分、产生学分费，应缴交差额也由防务主管部门补助。显然，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服役优先于学业，教育政策让位于防务政策。

　　可以说，大学期间同时完成服役和学业，这项变通举措意在讨好青年与家长。只是，这道难题的关键点，在于一年兵役背后备战而非避战的政治思维，那才是学生、家长焦虑的根源。

　　有分析指，根据2023年初台行政机构所谓“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规划新编成5个海岸守备旅，主要接受一年义务役男子。很明显，大多数义务役士兵在当局的防务规划中是要投入前线、负责滩头守备。有如此安排，再怎么声称“义务役只守基础设施”“没有上第一线海陆空领域”都是苍白无力的。

　　民进党再度执政七年多，台海紧张不时升温，延长兵役与增加军购等都被视为“积极备战”的具体作为。当青年、家长乃至主体民意是“理性避战”，民进党再怎么努力变通、迎合，无异于南辕北辙。(完) 【编辑:刘欢】